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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书法发展到晋代，已成为一门成熟的艺术。书法的技艺同书法家的意趣紧密相连，书法带上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此，历史上便出现了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的著名观点。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这是清代学者兼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所作的书论。他在明董其昌的观点的基础上，对这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深受后世推崇。晋、唐、宋、元、明诸朝，受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在遵循传统发展的同时，书法艺术于潜移黙化中融入了这一时期的政治、人文等因素，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晋尚韵”，即是说在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讲究风度韵致。那时的书法尊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大都表现出一种飘逸脱俗、姿致萧朗的风貌。
“唐尚法”，即是说唐代书法总体倾向都是重视法度，唐代书家对前人的书法进行了总结，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化。在崇尚法度的风气之中，出现了森严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体现了唐帝国开拓向上的精神。
本文笔者主要谈谈欧阳修与苏舜钦、苏轼之文学艺术情缘及其对宋“尚意”书风的影响。
宋统一了五代时期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宋王朝从建立到结束，一直处于外族的威胁之下，对外战争屡遭失败，朝廷派系之争不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深。宋代的文人雅士受这种形势的影响，在艺术创作上缺乏唐人的豪情。他们从“兼济天下”退到了“独善其身”，注重用艺术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表现在书法艺术上也是如此。在客观上，当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代替了抄书，使人们的审美观念从讲求规矩工整转移到了追求笔墨意趣上，欧阳修、苏舜钦、苏轼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志同道合，在文学艺术，包括书法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并结下了深厚情谊。
一、欧阳修、苏舜钦、苏轼都有殷殷报国之志
欧阳修（公元1007年8月－1072年9月），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祖籍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出生于四川绵阳 [1]。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母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闻名天下。”
欧阳修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出了突出贡献。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文彦博、苏舜钦、韩琦、司马光、苏轼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
欧阳修对大名鼎鼎的包拯曾进行过弹劾，这“一荐一弹”，尤能说明他待人既彰显其优长，亦批评其缺失的坦诚作风。
在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新政奋不顾身，直言纳谏。后因反对派诋毁范、欧等人结党营私，皇帝疑虑重重，徘徊不定。欧阳修又写下著名的《朋党论》，提出“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最终不抵群邪，再次遭受贬逐。在此次长达十年的贬谪时间里，欧阳修先后辗转于滁州、扬州、颍州、南京，欧阳修的笔触开始更多地抒发内心情怀。这期间，他的诗、词、散文都收获颇丰。同时始终没有收起捍卫正义的笔锋，虽然他的文章没有力挽狂澜，不能让新政派免于蒙冤，但却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气候，使其刚正不阿，直道行事的人格深入人心。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知贡举，他充分运用其政治地位，打击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扭转了文坛风气，“文格终以复古”，“场屋之习遂变”。[2]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1072年去世，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比欧阳修小一岁的苏舜钦，是一个耿介率真、嫉恶如仇的侠客，是一个位卑不忘忧国的豪士。
苏舜钦(公元1008—1048年)，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曾祖时迁至开封(今属河南)。曾任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等职。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为守旧派所恨，劾其在进奏院祭神时，用卖废纸之钱宴请宾客，罢职闲居苏州。后复起为湖州长史，但未赴任就病故了。
苏舜钦也是一个重义爱国之士，步入官场就数次上书言事，纵论时政，得到了改革派领袖范仲淹的赏识，荐其才，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宰相杜衍也重其才，将女儿嫁给了他。苏舜钦在政治上属于范仲淹为首的革新集团，而且有些主张比范仲淹还激进一些。
他坚持为民请愿、为君分忧、为文布道、为国效力，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参别人不敢参的人，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北宋，在文人才子灿似星河的北宋，他树立了正直敢言、光明磊落、忧国忧民的高大形象，受到了同僚的敬重、后世的景仰。
欧阳修评价他：“君状貌魁伟，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师，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3]
再看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的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
苏轼（1037年1月8日，一说1036年12月19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少时就立志要学习东汉名臣范滂，而此时范仲淹、欧阳修等青年俊杰正在推行新政，为天下事业奋不顾身。于是苏轼便以欧阳修等人的立身言行作为自己人格的楷模。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醉翁“惊喜以为异人”。在这篇文章中，苏轼阐明了他以仁治国的思想和赏罚分明的主张，即“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4]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对社会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而是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都进行抨击。
黄庭坚评价苏轼“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之气贯日月。”[5] 北宋中期著名史学家范祖禹评价：“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6]
二、欧阳修、苏舜钦、苏轼都是饱学之士、文坛领袖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欧阳修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坚持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并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为指导思想创作诗歌。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和抒情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写景抒情，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
欧阳修继承了古文的优良传统。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曾评论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贄，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可谓众体皆佳：散文、诗歌、词、辞赋等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评价欧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认为欧阳修的文章自成一家，没有道学家的迂腐之气。他的辞赋《秋声赋》行文转折跌宕，气象悲壮。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散文名篇《醉翁亭记》行文婉转，感情真挚。叶梦得《避暑诗话》卷上云：“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
再看苏舜钦，他是一个终生建言明志的诗人。
苏舜钦的长辈都是官员，又大多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学业精进、才气非凡，“一时豪俊多从之游”，他是当时京城青少年豪俊的领袖。
苏舜钦青年时期，就以文章知名。他不受当时浮艳文风的束缚，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在诗文革新方面，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有过积极影响。《石曼卿诗集叙》评价苏舜钦文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原于古，致于用”，强调继承儒家文艺思想中的现实精神，文学要反映现实。
苏舜钦早期的文章，多似战斗文。文笔犀利，议论激烈，往往就当时的政治事件和现实问题直抒胸臆。
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其诗与梅尧臣齐名，著有《苏学士文集》。作为文学的革新者，他在宋代的书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苏舜钦的文学创作，以进奏院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在前期，其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许多上皇帝书和上执政大臣书，打破了骈四俪六的束缚，文笔犀利，议论激烈，抨击弊政，要求改革，具有战斗性。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他的诗"笔力豪隽"、"超迈横绝"。《宋史•苏舜钦传》也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
苏舜钦后期寄情山水自然景物的诗作，风格幽独闲放。
苏舜钦为革新宋初诗风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前进道路。更是宋诗独特气质形成前所显露出的一缕曙光。
三看苏轼。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不少，但他最赏识、评价最高、寄予重托的是苏轼。苏轼一生也一直以得到欧阳修的奖掖和品评为荣，将少年时代被欧阳修洞穿的潜质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了。继欧阳修之后，苏轼建立起了宋诗独树一帜的独特体制，最终成为宋代文学的典型代表。
欧公发现了苏轼身上具有难得的疑古精神和创新精神。他预言：“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以文章“独步天下”预言苏轼的未来。此后，欧阳修便以培植苏轼成长为己任。
欧阳修也因发掘苏轼这个“异人”而完成了他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全胜，成就了欧阳修“一代文宗”的文学史地位。
苏轼幼时就仰慕欧阳修的人格，从小就播下了坚持正义和真理的种子。而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对苏轼才华与灵性的激赏，对苏轼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于是苏轼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思维均挥洒自如，在继承欧阳修成为诗文革新领导者之后，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美学、哲学等方面都发挥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他既能豪迈的高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能柔肠百转的低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既无事不可写，又无意不可入。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7] 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
三、欧阳修与苏舜钦、苏轼之文学艺术情缘
欧阳修在做人上有过于刚直的一面，对同僚比较刻薄。但是，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其中，苏舜钦、苏轼就是有力的例证。
欧阳修比苏舜钦大一岁，是亲密的同道。欧阳修比苏轼大30岁，起初是师生关系，后来发展成了亲密朋友。下面谈谈他们之间的文学艺术情缘。
欧阳修为人耿介率直。宋仁宗对他的才华非常欣赏。[8] 他不仅文章锦绣，而且还是一位书法家。
欧阳修善写楷书。苏东坡评价：“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这段话不但指出欧阳修的书法面貌，也同时赞誉了他的仪表风范，真所谓“书如其人”。醉翁犹喜论古今书，书论有《论南北朝书》、《论仙篆》、《六一题跋》、《集古录跋尾》等。
欧阳修首先提倡书法不能专仿古人，贵在自成一家，他在《笔说》中提出:“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
欧阳修的书法成就不在于创作实践方面，而主要体现在理论建树上，他的书学观点散见在众多文集中。其中，《集古录》比较集中地记述了他对书法诸多问题的分析和总结。《集古录》共10卷，今尚可见跋尾400余篇，是目前所存金石碑帖著录书籍中最早的一部。
欧阳修面对宋初当时书坛的衰弱和怯懦，表现出文坛领袖应有的责任。他在《集古录》中说道:“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又云:“余每得唐人书，未尝不叹今人之废学也。”可以看出，欧阳修的悲慨之声，伴随着他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文坛权威的确立，具有宋代书法振兴的强大号召力。他针对唐人书法普遍严谨有序的特点，强调书法的抒情功能，提出了“或妍或丑”的审美判断，认为“意态无穷”应放在书法审美的最重要位置，并大力提倡“学书为乐”、“学书消日”、学书要“不害性情”的个性化观点，打破了晋唐以来书法中和平正、重视形式统一和谐的“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使书法进一步摆脱和淡化了儒家宣扬的济世功能。
苏舜钦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和其兄苏舜元（字才翁）的书法非常著名。《宋史·苏舜钦传》云：“（舜钦）善草书，每酒酣落笔，争为人所传。”他的书法当时就为人们所喜爱。宋代书法理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对从唐中期到北宋中期的书法家作了品评，苏舜钦的书法被评为妙品，宋代仅有几个人的书法被评为妙品。
我们现在见到的怀素《自叙帖》的墨迹本，在流传过程中有损坏，缺失了第一页前六行。苏舜钦收藏后补写上了，极似怀素原作。
苏舜钦擅写草书，被称为草圣。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题跋》言:“山谷与公先后具服膺素师。”“公”即为苏舜钦。就是说怀素的教导铭记在心，衷心信奉。可见，苏舜钦的草书，多得法于怀素。
观苏舜钦补怀素《自叙帖》前六行，可见其连绵动感的线条，如月晃淮水，光影浮动，令人目不暇接。用笔圆劲沉着，矜奇秀隽又挥放自如“如古之任侠，气直无前。”也可想而知，他作书时笔随心动，畅快淋漓。
苏舜钦的书法很注重用笔，他曾总结用笔之法为“草书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宽、掌平、虚腕法，圆转则飘纵之体自绝出耳”。此法合理地协调了纸、笔和腕的关系，在宋代是比较先进的用笔法，至今对写好草书仍有启示作用。难怪欧阳修在《苏子美、蔡君谟书》发出感叹：“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还说自己就是一直学到老，也还是赶不上好友的水平。刘克庄在《后村题跋》云：“二苏草圣，独步当朝。”
欧阳修和苏舜钦二人一生辗转各地做官，相遇的机会并不多，偶尔一次聚会常常令欧阳修欣喜异常。苏舜钦在《和韩三竭欧阳九之作》诗中写道“城南访永叔（欧阳修），共可豁蒙蔽。永叔闻我来，解榻颜色喜。殷勤排清樽，甘酸饤果饵。图书堆满床，措论极根柢。伊余昏迷中，忽若出梦寐。”可见，他俩情谊之深。
欧阳修不但对苏舜钦的书法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对他的书学思想也非常推崇。
他经常与苏舜钦就笔法，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论学书为乐、论笔法等方面。
由于苏舜钦没有留下系统的书论著作，论书的言论大都借欧阳修的著作保留下来。例如，欧阳修在《试笔〈计三十条〉》中有以下记载：
【苏子美论书】
苏子美喜论用笔，而书字不迨其所论，岂其力不副其心邪？然万事以心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独以为不然，此所谓非知之难而行之难者也。古之人不虚劳其心力，故其学精而无不至。盖方其幼也，未有所为，时专其力于学书，及其渐长，则其所学渐近于用。今人不然，多学书于晚年，所以与古不同也。
【用笔之法】
苏子美尝言用笔之法，此乃柳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虚腕，则羲、献之书可以意得也。因知万事皆有法，杨子云断木为棋、刓革为鞠，亦皆有法，岂正得此也？
由是观之，欧阳修曾经从苏舜钦“用笔之说”中得到启发，仔细揣摩并付诸实践后“斜正之间便分工拙”。
欧阳修的“学书为乐”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考察起源，欧阳修的论述是以复述苏舜钦的观点引申而来的。
欧阳修、苏舜钦二人在天圣七年(1029年)相识于京师之后，他们就相互景仰，友谊终其一生。[8]
可惜苏舜钦在政治上屡招保守派的排挤和打击，于庆历八年郁郁而终，年仅41岁。苏舜钦去世以后，欧阳修因此感叹无人可与讨论笔法。诚然，当时书坛能达到苏舜钦书法理论及实践高度的书家确实不多，难怪欧阳修如此惋惜。
欧阳修在《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中云：“君携妻子居苏州，买木石作沧浪亭。日益读书，大涵肆于六经。时发其愤闷于歌诗至其所激，往往惊绝。又喜行草书，皆可爱，故虽其短章醉墨，落笔争为人所传。天下之士，闻其名而慕，见其所传而喜，往揖其貌而竦，听其论而惊以服，久与其居而不能舍以去也”。
知己的英年早逝，欧阳修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
他在《与章伯镇书》(五)中写道：“某自闻子美之亡，使人无复生意。交朋沦落殆尽，存者不老既病，不然困于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哉！祭文读之，重增其悲耳。”
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请范仲淹写了《岳阳楼记》，还想请他一并代劳书写“记文”。而范仲淹却请文坛大哥欧阳修书写。但欧阳修首先想到了还在落难的朋友，便雪中送炭，向范仲淹推荐了苏舜钦。于是，范仲淹立即就给苏舜钦写信请求帮忙。苏舜钦毫不客气地答应了。滕子京收到舜钦的手迹，逢人便述苏子美书法果然不同凡响。
苏舜钦的书名在当时的北宋书坛已经是声震朝野，在其去世后仍然被后世奉为圭臬，把他称为“草圣”。
欧阳修之后，苏轼、黄庭坚等人也沿袭欧阳修的评价，并进一步助推，在中国书法史上成就了苏舜钦光辉灿烂的形象，从而影响着后世书坛。[9]
再看看欧阳修与苏轼的文学艺术情缘吧。
世间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的发展离不开内外因素。文人间的熏陶影响和师承关系，是培养文学艺术家的重要外因。欧阳修是苏轼由衷钦敬的文学前辈，苏轼是欧阳修热心揄扬的及门高足。这两位文苑巨星既是亲密的师生，又是相互倾服的文学挚友。苏轼由衷的赞美恩师：“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虽然一个人不可能对另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没有欧阳修的奖掖和提拔，苏轼一路笑傲文坛的道路或许就不那么平坦。[10]
《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幼年就“奋厉有当世志”。对推行新政的“人杰”欲知其人而明其事，显示出关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高度热情。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说：“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可见，苏轼在与欧阳修正式成为师生关系之前，就已经自认欧阳修为师。其仰慕已达到“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的程度。
嘉祐二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堪当压卷之作，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谁写的，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此文考生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此考生列为复试第一名，确定为会元。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为苏轼之作，让他惊叹不已。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地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少年时就景慕欧阳修，从庆历三年到嘉祐二年知贡举时夙愿实现，成为欧阳修的门生，直到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相识相交二十八年，其中，“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11] 欧苏二人从共同的政治热情，到互通的诗文精神结缘，从“此我辈人”的惺惺相惜到诗文革新领袖冠冕的正式交接，从最初的“想当然尔”、“意其如此”，到后来诗文唱和、美学探讨，他俩不断地发现彼此心灵性格风节的契合，进而从普通的师生关系成为了真挚的朋友。之后，苏轼在欧阳修第三子欧阳棐那里得到欧阳修诗文作品760多篇，整理成文集并亲自作序。
欧阳修的《月石砚屏歌》也证明了欧阳修与苏舜钦、苏轼的文学艺术情缘。
庆历八年(1048)，友人赠欧公一石制屏风："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欧公以为这是"古所未有"之"奇物"，又请画工在石上加工刻画怪松图案，"其树横生，一枝外出"。他写了《月石砚屏歌》寄苏子美，并作《序》记述此石屏之"奇"[12]。当年苏子美、梅圣俞都有诗唱和[13]。欧公诗文雅趣盎然，充满哲理。欧阳修还让苏轼、苏辙以此为题各作一首咏物诗。1072年，苏轼极其用心地将《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写得气势恢弘，想像奇特: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蒙。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土，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14]
欧阳修的石屏乃紫石上的天然纹理犹如一幅水墨画。欧公视之如枝叶老劲而横生的月下怪松。苏轼则将之比作孤烟落日，崖崩涧绝的山景，并把它和家乡峨嵋山西雪岭确实存在的孤松串连起来，遂使石屏越发超凡脱俗。石屏来自虢州，苏轼突发奇想，说唐代擅长画松的高手有毕宏和韦偃，这两位画家死后葬于虢山下，其"骨可朽烂"而画未已，故其"心难穷"，灵感触发了"神机妙思"，遂在石屏上展现出烟云霏微、雪岭怪松的奇妙景像，将石屏图景设计为毕、韦二人精魂所化，纯属诗人的驰骋想像，借事生波，然又不觉突兀，入情合理。画家与诗人在艺术上是相通的。这首诗充满浪漫主义情调，诗人为自由抒发思想感情而改变惯用写法，突破格律拘束，正如清人汪师韩所："长句磊砢，笔力具有虬松屈盘之势，诗自一言至九言，皆源于'三百篇'，此诗'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一句十六言，从古诗人所无也[15]." 苏轼以七言为主,间用九言,十一言甚至十六言的超长句式和参差不齐的杂言体制，为宋代"以文为诗"做示范，也为诗文革新作了新的尝试。这是欧公生前对苏轼诗才的最后一次"测试"，苏轼交出了足以令欧公欣慰的答卷。这诗情画意让两代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苏轼崇尚自然，倡导文学直抒人的自然情感，把人从绝对道德律令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从而为文学真实地表现生命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开辟了道路。
欧阳修与苏轼是北宋文坛上耀眼的双星。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是英勇无畏的旗手，苏轼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他俩在诗学思想和实践上的前后继承，完成了宋代诗歌流变史上的完美接力。同时，他俩不仅在思想、文化、文学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其意气风度和人格精神也有颇多神似之处。他俩分别团结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同道，携手铸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
四、欧阳修与苏舜钦苏轼之文学艺术情缘对宋“尚意”书风的影响
欧阳修认为，文章的使命是承载内心对现实的思考，孟、韩之文之所以读起来酣畅淋漓、让人欣喜，不单是他们的语言风格、辞藻等形式因素决定的，还因为他们在专注地用语言宣泄内心的情感和见地。欧阳修还主张自抒胸臆，反对刻意标新立异。他在《与姚编礼》的信中说：“君子之言必诚，诚久必见。凡有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诚”是为文的前提，只有心诚，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把最真实的心声诉诸文字。他还认为“唯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气质内涵，就相当于文章的根，具有个性的思想内在会自然地表现在文章中。
欧阳修学韩“以文为诗”，曾经有巅峰代表作《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一首，诗风堪比李太白的汪洋恣肆之古风，将以文为诗的率意而为发挥得淋漓尽致。
欧诗大多是率性而发，见真性情，真面孔，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故事。这正是针对西昆的只见典故、不见真情的弊端而有意为之。
宋初由于战乱的浩劫，文人书法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淳化阁帖》的问世，对书法的复兴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趋时贵书”的出现，有碍宋代书法的发展。民间书家学书的师承也因在五代到宋初的战乱中遭到了严重的阻断。唐“以书取仕”的“尚法”书风也因宋代“誊录制”的实行逐以消失。欧阳修在《郭忠恕小子说文字源》中言：“国家为国百年，天下无事，儒学称盛，独于字书忽废，几乎中伦。”又《唐安公美政颂》中言：“余常与蔡君谟谈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可见，宋初书法的颓废与衰落。
穷则思变，宋代也是一个富有变革精神的时代。有卓识的文人们开始思索书法忽废的原因，开始探索新的书法道路。以欧阳修为主的政治和文学革新运动由此开始，书法作为文学的一部份也不例外。从此宋代书法开始出现转机，一些主张革新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开始追求新的道路，他们书学思想的创新直接推动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与欧阳修同时代相交好的苏舜钦，以及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他们都是文坛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文人书法领域的领军者。
欧阳修常言“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在“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然患少暇，岂于乐处常不足耶。”由此可看出欧阳修也强调学书乃是一乐事，不计好恶，随心所欲，抒发性情，这些都与苏舜钦的书学思想如出一辙，可以说欧阳修的《学书静中至乐说》源于苏舜钦的书学思想。另外欧阳修在《试论用笔之法》中云：“苏子美尝言用笔之法，此乃柳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欧阳修从苏舜钦的用笔之法中得到启示，深刻领会到苏言的妙处，并付诸于实践，晚年得一感触：“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得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足有余。”从苏舜钦、欧阳修的这些书学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宋代书学思想变革的信息，他们开始脱离“唐尚法”的桎梏枷锁，把书法作为“遣日”之乐，不计工拙，任性自由的抒发内心感受，不劳他人好恶，开始把书法作为一种文人墨戏，相互雅玩。他们的这些书学思想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为“尚意”书风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欧阳修和苏舜钦的书法成就虽然历来被其诗文和政治的影响所淹没。但是，他俩的书法极大地推动了宋代书法的发展，尤其是对宋“尚意”书风的兴起影响巨大。他俩的技法影响着宋代书家的取法倾向；其书学思想也改变着宋代书风的审美倾向。欧阳修是宋代诗文改革创新的关键人物，他编撰的《集古录》推动了宋代书法的发展。他是苏舜钦的至交好友，两人的交往在各自的诗中均有记载。欧阳修又是宋代的文豪大家，其影响范围很广，他不仅广泛的传播了苏舜钦“学书为人生一乐事”的书学思想，还进一步促进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
在欧阳修、苏舜钦之后，苏轼等文豪在实践和理论上对“尚意”书风进行了完善和发扬。
苏轼的成长、成才、成名与欧阳修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轼在嘉祐二年知贡举中，出众的才华和超越时代的文艺思想被担任主考官的欧阳修发现，从此欧公不遗余力的盛赞和推举，于是苏轼一生精彩焕发。从嘉祐二年到熙宁五年，苏轼与欧阳修从见面到诀别，有十六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苏轼与欧阳修每一次的谈话、诗文互动都展示着两位文坛盟主在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文学造诣、性情个性等方面的超凡气度。他们在心灵上的相通、才华上的互赏、思想上的共鸣、情趣上的一致，人格上的相敬等等，在彼此的交谊沟通中逐渐深化，互相视为知己。同时他们的情谊不仅建立在多年的师友情上，更建立在共同热爱的文学事业之上，建立在对天下苍生的关怀之上，建立在高尚的士大夫情操之上。
苏轼是个通才，不但在词、诗、散文等文学上众体兼备，在艺术及学术领域，他还通晓书法、绘画、文艺美学、哲学等，并都独创一派。苏轼的天才造诣丰富多彩，苏轼研究专家、教授、曾宪梓教育基金获得者杨胜宽概括苏轼作为一个通才的成功秘诀：“‘杂’而有体，‘杂’而能通”，在兼有古今的基础上集约之、超越之，博采众长，触类旁通，实现整个艺术王国里的自由翱翔。苏轼的成功，恰恰在于“杂”而能通，“通”而能变，“变”而无所不臻其极。[16]
在书法方面，苏轼擅长行书、楷书。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烂漫，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轼)为第一。”
苏轼行书的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他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痛快淋漓，气势奔放，一气呵成。他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后来书家将《寒食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在宋朝书法史上，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上，苏轼喜作墨竹、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并且将其书法长处用到绘画中，他是“士人画”说的首倡人，文人书画从此成为自觉。
总之，欧阳修、苏舜钦、苏轼在诗、词、散文和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追求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注重作者的主观情感，追求创作心态的自由。崇尚意境、意趣，表现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雅趣。
苏舜钦的书法及其“学书为人生一乐事”、“以心为本”的抒发性情的书学思想，都显现出宋“尚意”书风的征兆。欧阳修、“宋四家”等书家都继承或借鉴了他的书学思想，可以说，苏舜钦是宋“尚意”书风的启蒙者，为“尚意”书风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门生，不仅政治抱负趋向于欧阳修，其书学观点更是一脉相承，他吸收了欧阳修、苏舜钦的书学思想，从“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作字有至乐处”、“于静中自是一乐事”等诗句中，可知他也认为好书为性情所发、作字是一乐事。这些思想延续了欧阳修、苏舜钦的书学思想。苏轼作为多才的艺坛盟主，他更全面、广泛的将“尚意”书风推向了高潮。
在欧阳修、苏舜钦、苏轼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的影响下，宋代的其他书法大家都学而实习之，并发扬光大。例如，黄庭坚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米芾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董逌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这些充分表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可以说，在欧阳修、苏舜钦、苏轼之后，黄庭坚、米芾等继承了“一欧二苏”的书法风格，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完善和发扬，进而使“尚意”书风在宋代得以形成。
注释：
[2] 韩琦 《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宋史·欧阳修传》
[3]《欧阳文忠公集》
[6]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7] 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08月01日第2版 第五编第四章
[8] 晏默存 《千古伯乐欧阳修 提携曾巩，发现苏轼》2017年09月08日11:05 《天津日报》
[9]、[10] 杨军 《苏子归黄泉 笔法遂中绝”——论欧阳修的推介对苏舜钦在北宋书坛地位确立的意义》 ２００５年８月第２６卷第４期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12] 欧阳修《紫石屏歌》,全集卷四,第63页;《月石砚屏歌序》,全集卷六五,第951页.
[13] 参见《苏舜钦集》卷五《永叔石月屏图》;《宛陵先生集》卷三三《咏欧阳永叔石砚屏》二首.
[14]《苏轼诗集》卷六,第277页
[15] 汪师韩《苏诗选评》卷一,转引自《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下编第1817页.）
[16] 杨胜宽《通变与通才——从“水”意象看苏轼的文学品格》《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20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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